寓言与场所：杨韬
董冰峰
杨韬艺术的多样化和多义性，一直持续在他十几年的当代艺术创作的主题和作品形态中。一方面，他对艺术创作媒材，如：绘画、活动影像（Moving Image）、动画、观念雕塑及装置等创造性的运用，使的每一种媒介都可以转化为更具有包容与开放性的艺术观念；而另一方面，这种创造性其实应也可以归为艺术家持续的冒险与实验性：以社会现场为问题轴心展开，在个体与群体、单独的艺术作品与大规模的公共艺术项目为结合的一种“整体艺术”实践。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十数年中，当代艺术从边缘角色正逐渐成为当下中国艺术、无论是评论研究还是市场活动的重要现象和生态，尤其是以2000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获得“合法化”为开端。在此过程中，和1990年代的“实验艺术”时期不甚相同的是，新一批的艺术家更加熟练和深入理解今天的中国艺术体制，甚至对于体制的思考以及对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也成为艺术实践或艺术创作中的主题表达。简言之，艺术家不可能外在于正急速发展中的社会现实，而且是必须要积极成为这个进程中的一份子：以艺术表达的名义。杨韬的艺术实践，显然也正基于应对这种社会矛盾和文化复杂性的深刻理解。本次展览他的作品多采用艺术史中的人们熟悉的图像或形象入手进行艺术加工，比如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根特祭坛画》或元代壁画《药师经变图》；甚至可能是关于宗教或某种表达意识形态的象征性符号，比如中国政治建筑。但通过一系列的艺术处理或刻意的语义错置，使得原有的图像或形象发生了和表现出根本的改变与陌生化效果，既熟悉又诧异，一如映射今天光怪陆离的中国社会景观。
“寓言与场所”是本次杨韬个展的题目。这个题目一方面针对于本次参展的三个系列的作品计划：绘画、雕塑和公共艺术。这些作品都带有转换经典原作的激进性和表现一种当代寓言的象征语汇；另一层面来说，这三个系列的作品之间也有巧妙的内在关系：如绘画和雕塑的“对话”及形式之间的符号性转换，雕塑和公共艺术计划之间的空间呼应关系。这里“寓言”，既是场所与展览空间的一种精神表达和具现（concretization），同时“场所”（place）也是寓言投射的载体和对象物。
本次展览“寓言与场所”既是杨韬艺术创作的一次中期总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重要转型期的开始。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始终坚持在个人与公共空间、社会问题之间的一种积极对话。在这里，我们看到艺术家也不再是自我封闭的存在，而是积极的公共参与以及强烈的艺术实验表达。所以在理解杨韬充满实验性和挑战性的公共艺术计划时，对观者始终存在的一个疑惑或者说问题是，什么才是我们今天的艺术或者今天的艺术实践应该处在哪一处场所和交流系统之中。杨韬作品中这种未知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才是不断吸引我们来审视今天艺术实践所包含的想象力和未来性所在。
2017年9月11日
寓言与场所：杨韬
董冰峰
杨韬艺术的多样化和多义性，一直持续在他十几年的当代艺术创作的主题和作品形态中。一方面，他对艺术创作媒材，如：绘画、活动影像（Moving Image）、动画、观念雕塑及装置等创造性的运用，使的每一种媒介都可以转化为更具有包容与开放性的艺术观念；而另一方面，这种创造性其实应也可以归为艺术家持续的冒险与实验性：以社会现场为问题轴心展开，在个体与群体、单独的艺术作品与大规模的公共艺术项目为结合的一种“整体艺术”实践。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十数年中，当代艺术从边缘角色正逐渐成为当下中国艺术、无论是评论研究还是市场活动的重要现象和生态，尤其是以2000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获得“合法化”为开端。在此过程中，和1990年代的“实验艺术”时期不甚相同的是，新一批的艺术家更加熟练和深入理解今天的中国艺术体制，甚至对于体制的思考以及对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也成为艺术实践或艺术创作中的主题表达。简言之，艺术家不可能外在于正急速发展中的社会现实，而且是必须要积极成为这个进程中的一份子：以艺术表达的名义。杨韬的艺术实践，显然也正基于应对这种社会矛盾和文化复杂性的深刻理解。本次展览他的作品多采用艺术史中的人们熟悉的图像或形象入手进行艺术加工，比如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根特祭坛画》或元代壁画《药师经变图》；甚至可能是关于宗教或某种表达意识形态的象征性符号，比如中国政治建筑。但通过一系列的艺术处理或刻意的语义错置，使得原有的图像或形象发生了和表现出根本的改变与陌生化效果，既熟悉又诧异，一如映射今天光怪陆离的中国社会景观。
“寓言与场所”是本次杨韬个展的题目。这个题目一方面针对于本次参展的三个系列的作品计划：绘画、雕塑和公共艺术。这些作品都带有转换经典原作的激进性和表现一种当代寓言的象征语汇；另一层面来说，这三个系列的作品之间也有巧妙的内在关系：如绘画和雕塑的“对话”及形式之间的符号性转换，雕塑和公共艺术计划之间的空间呼应关系。这里“寓言”，既是场所与展览空间的一种精神表达和具现（concretization），同时“场所”（place）也是寓言投射的载体和对象物。
本次展览“寓言与场所”既是杨韬艺术创作的一次中期总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重要转型期的开始。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始终坚持在个人与公共空间、社会问题之间的一种积极对话。在这里，我们看到艺术家也不再是自我封闭的存在，而是积极的公共参与以及强烈的艺术实验表达。所以在理解杨韬充满实验性和挑战性的公共艺术计划时，对观者始终存在的一个疑惑或者说问题是，什么才是我们今天的艺术或者今天的艺术实践应该处在哪一处场所和交流系统之中。杨韬作品中这种未知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才是不断吸引我们来审视今天艺术实践所包含的想象力和未来性所在。
2017年9月11日